进入专题： 土地管理法 土地革命 。
在我国，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有行政复议权的行政机关申请复议，行政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当时大家都认为行政复议是公民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不服，向其上级提出重新审查的要求，因而是行政机关内部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一种监督，监督下级行政机关是否依法行政，保护公民权益。
可以看出，世界各国行政复议制度的发展，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解决行政争议的过程中，充分利用行政复议的优点，但都力争达到公正的要求，由此使行政复议成为解决行政争议的主渠道。后来有人提出意见，英国议会成立弗兰克斯委员会进行调查，结论是裁判所是必需的、可行的，但必须遵循公开、公平、无偏私三原则，并成立行政裁判所委员会，作为指导和监督裁判工作的经常性机构。同年，政务院通过《税务复议委员会组织通则》，规定了复议委员会的性质任务以及受案范围。美国的行政法官制度，多数的行政争议都通过行政法官解决，和平解决争议，这对保护公民权益，促进行政机关自我纠错是极有作用的，由此也大大减轻了法院的负担。（三）乡、镇人民政府的规定。
由此，美国进行改革，把所有在各部门的听证审查官的奖惩任免全部收归各州人事部门统一管理，并改名为行政法官，以示其也是法官，使公正性大大提升。最后大家同意，申请复议由当事人选择，可以去上级主管部门申请复议，也可以去本级人民政府申请。在法国，民法基本原理的宪法化进程中，人的尊严价值拓展到婚姻关系之中，通过宪法解释将婚姻自由纳入到《宪法》第66条，扩大了宪法价值的运用范围。
可以说，立法者的宪法思维既是宪法精神与思想的表达，也是对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确认、肯定与维护，并赋予其最高的法律效力与权威。[2]林来梵：《民法典编纂的宪法学透析》，《法学研究》2016年第4期。将来民法典总条文总数可能在1200条以上[11]，同时包含不同的分编，修改的幅度又不同，如何由全国人大统一审议通过？从立法技术层面有可能遇到新的问题，对此需要我们做好理论研究，完善相关程序。二、民法典编纂的宪法依据 民法典编纂的第一步是制定民法总则，它是起引领作用的基本法律。
赔礼道歉是承担侵权责任的基本方式之一，但在宪法上这种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有可能侵害当事人的精神自由与尊严，应寻求更加多元化的承担责任的方式。从宪法解释的角度来看，虽然公民依法享有姓名权，但是公民姓名选取这一民事权利的使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宪法解释程序法》是一部关涉宪法实施和监督的法律，是一部基本法律。因此，引入统一的宪法解释，以降低法律解释的难度，协调内部外在形式结构要件与内在价值体系要件、内在不同价值之间冲突是十分必要的。不论是民法典的编纂过程，编纂之后的有效实施，还是民法典具体的解释和适用，都离不开宪法解释的原则性指导，需要建立民法典编纂与宪法解释的有效互动机制。在第五章民事权利中，注意区分民事权利与宪法权利之间的界限，防止将宪法权利民事化，民事权利宪法化，混淆宪法与民法的功能。
[4][日]北川善太郎：《关于最近之未来的法律模型》，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6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86页。《草案》中大量使用法律一词，但需要对不同条文中的法律做出不同的表述，一方面为宪法解释保留必要的空间，另一方面要与宪法上的法律的表述之间形成内在的统一性，不宜任意扩大法律的内涵。《民法总则(草案)》是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规定民事活动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一般性原则。通过宪法所确定的宪法秩序包含了治理国家的理念、制度与具体运行过程。
也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使所有立法符合宪法精神，才能真正实现学术界所追求的秩序和稳定。立法者通过宪法思考问题，树立宪法思维是确保立法民主化的重要条件。
在我国，民法典是国家的基本法律，要遵从宪法规定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发挥着将宪法精神具体化的功能，成为一种权利法。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构建需要以宪法为根本法，综合各个法律部门，组成有机统一、相互协调、有效实施的规范体系。
摘要:民法典编纂中最核心的问题，在于如何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所有立法要符合宪法精神，即把宪法精神全面体现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之中，使民法典的时代性、民族性与开放性建立在宪法精神之上，维护民法所赖以生存的宪法基础与道德哲学的价值。围绕民法典，尤其是围绕《草案》的编纂，法学界正进行热烈的跨学科的讨论。如《总则》中与公民基本权利的条款相关的法律要注意宪法界限，不得在民法典中将基本权利加以消解。正如有宪法学者所提出的，对市民社会概念的过分依赖阻碍了宪法高于民法的认识，私权的宪法基础被遮蔽[6]。可能的途径是，对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侵权责任法》进行修改后再由全国人大重新通过，使其具有基本法律属性。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的表述与民法自身功能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衔接性等。
注释: [1]李适时：《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的说明》。对宪法依据的质疑，实际上削弱民法所具有的客观价值基础。
基于此，对《民法通则》第99条第1款、《婚姻法》第22条解释如下：公民依法享有姓名权。同时，建立法律修改和法律解释的有效机制，对基本法律的修改遵循不得与该法律的基本精神相抵触原则，以保持民法典体系的开放性。
宪法价值与民法价值虽然具有一定的同构性，但其价值位阶是不同的，整个民法体系的基础是宪法所体现的人权保障与公权的约束。宪法解释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编纂民法典。
2.民法典实施中的宪法解释。宪法精神对立法的约束有助于寻求社会共识，特别是体现民法典的民意基础。而不论是民法典的编纂过程、编纂之后的有效实施，还是民法典具体的解释和适用，都离不开宪法解释的原则性指导，需要建立民法典编纂与宪法解释的有效互动机制。维护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宪法地位是我国宪法体制的基本特点，也是我国宪法精神的要求。
由全国人大主导重大法律的制定与修改体现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理念。结语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
《宪法解释程序法》内容包括请求解释宪法的提起，宪法解释请求的受理、宪法解释案的审议，宪法解释案的通过与宪法解释效力。民法历史虽然早于宪法，但宪法的诞生为民法的存在注入了人文的精神与元素。
宪法对人民主权原则、法治国家以及权力分立原则的规定确立了价值观念的多元性，构成了多元社会的基本底线和共识，也是判断其他社会意识是否具有先进性的基本标准。这一法律解释的背后，体现了宪法公共利益条款、社会公德条款对于公民权利行使的约束。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了上述规定的含义，认为：公民依法享有姓名权。在通过程序上，是采用捆绑式通过，还是分别通过，要考虑民法典体系化的特点与客观需求从实定法文本上说，我国《宪法》第47条第二句规定：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19]参见佐藤幸治『日本国憲法論』(成文堂、2011年)，第364页。
就作为积极权利的学术自由来说，抽象法律权利说即意味着两层含义：其一，我国《宪法》第47条第二句虽然对国家产生了法律上的作为义务，但这种义务是抽象的，国家科研扶持措施的具体化依赖下位法的制度形成或制度安排(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立法者拥有大幅度的塑造自由。然而，笔者认为，应当对科研经费作狭义定义，排除教学的因素。
产业型科研经费与学科型自由科研的经费来源主体完全不同，且两者的科研类型、特点亦不同，如果将这两种类型科研经费混同，是不符合科研规律的。因此，笔者于本文中主要依据宪法普遍原理与我国实定宪法条文，基于法释义学方法对科研经费的正当基础与宪法制约原理展开探究，以期对现实的科研经费立法乃至治理予以一定的规范指导。
二、学术自由抑或是教育自由 如果要在宪法上寻找国家对科研经费投入的规范依据，并运用这种规范来约束、引导国家的立法政策，那么自然要将目光落在基本权利条款上。第一，由于学科型自由科研是古典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也是大学与科研院所最基本的活动形态，对这种科研活动的经费支持应尽量采用平等型态，不可推行差别性政策。